作者：青觉 吴鹏 来源：《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需凝心聚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并要求“不断巩固全国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这些论断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关理论研究及其建设实践的根本逻辑起点、整体视域与命题源泉。它同时也意味着，以“团结”为要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不只是民族事务治理领域的一种具体性工作，而是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奋斗以及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兴盛与命运前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此背景下，就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和思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广阔的文化基础、阶级基础、政治基础等维度出发，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包含的“历史”意蕴、“人民”意蕴、“国家”意蕴等内容的深层考察，建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宏观事物的系统性逻辑关联，从而有利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之根基，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本文着眼于此，结合中华民族历史渊源、生成过程、动力机制以及内在结构进行理论分析，深入论述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凝聚发展过程中所持续催生彰显的多重意蕴，并就这些意蕴相互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阐发，以期建构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宏观大历史层面，包括在中国共产党近现代奋斗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成熟和走向团结凝聚的内容概貌与知识图景，从而为深化理解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和目标任务提供认识论基础与实践指引。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概念及其相关建设实践与意识铸牢问题，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关切点和重要着力方向，并对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历史与文化传承、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等诸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以一种更为整全性的视角对其内在之意蕴进行把握，并对这些意蕴的生成濡化机制以及复杂演变过程展开一种宏观的知识图景分析，就成为一个重要学术议题。

　　这一议题涉及多个关键问题。首先，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也即是我们熟知的中华民族“四个与共”重要论述，然而，这“四个与共”背后的发生机制是什么？换言之，究竟是哪些深层力量和机制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其次，在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人群聚落，最终建构形成现代中华民族，其中的这一关键性蜕变，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激发国家民族意识的历史实践中得以完成，那么，这种历史上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与近现代的政治熔铸和整体自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二者如何实现相互协调与有机整合？再次，以现代中华民族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理念和严格政治属性的政治共同体，其根本特质与本质属性是什么，又如何体现并内化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意蕴之中？最后，作为中国近代革命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力量，中国现代国家与经济社会秩序的主要建构者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它在中华民族的近现代转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实践中，又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和实现深层影响，担负革命党、执政党的职责，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意蕴有机整合并将之不断向前推进发展的？

　　显而易见，想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阐释与解答，就不仅需要运用到民族史的分析理路和文化学的阐释方法，而且需要牵涉对于更宽广的中华文明、人民政治以及国家建构等内容的整体关照与系统考察，它意味着需要从更为广泛的学科知识中提炼思路与方向。目前，学界就这些问题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围绕中国共产党之人民政治与中华文明、中华现代国家内在关系逻辑展开的党史党建研究。虽然针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目前还相对缺乏，但仍然产生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一些综合性的学术研讨会议，如“开放时代论坛”等，围绕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政治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历史内涵，以及其与中国传统文明的接续和扬弃关系等内容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分析。此外，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和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在进入新世纪后也获得相当快速的拓展，通过聚焦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建构，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思考价值的学术阐发与探索。

　　第二，围绕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形成发展与历史演变等内容展开的回溯式历史研究。首先是对中华民族形成起源、发展阶段，以及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具体疆域范畴和各民族内部关系与交往实践的研究；其次也包括对于历史上中华民族内在特性气质、结构形态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持续濡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三，围绕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形成及其发展巩固所展开的政治学研究。政治学进路既包括对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及其政治逻辑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国家政党建设、政府建设、国民建设与国族建设的研究。此外，一些在政治学与民族学交叉领域耕耘的学者，还立足于民族政治领域的理论资源与学术底蕴，将此议题进一步拓展到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内在有机性和精神共同体建构等内容的分析阐述之上。

　　第四，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近代锻造以及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具体作用和实践所展开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其中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研究，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所制定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研究。

　　上述研究分别从党史党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展开了富有价值的分析和论述，并从政党、文明、社会、制度、政策等关键维度着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问题加以阐发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基于“历史”“人民”与“国家”的考察视角，着眼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立足时代转型，剖析历史演进逻辑，进一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意蕴与内容构造展开探究。

　　二、三重意蕴在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彰显与内在关联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意蕴的把握，需诉诸近现代中华民族自觉自为的实践之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此形势下，中华民族必然要自觉为一个能够容纳多重共同体意蕴和价值关切在内的整全性载体，否则便难以实现自身由传统到现代的深层转化和完成中国政治社会重构的历史任务。因而，在中国近现代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新潮迭起而又加速流变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以极大的包容性，凸显为一个容纳多重实指定义与价值内涵的概念集群与实体，究而言之，它既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承载，也是中国先进政治实践的现实聚合，同时还是中国现代主权国家的一种基础装置。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近现代发展历程的追溯呈现和理论分析，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与意蕴，较为突出地聚焦凝结于“历史”“人民”与“国家”等三个层面，这三层意蕴的激发彰显与内在关联，共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锻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历史意蕴：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华文明史锻造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意蕴与内涵，既是中华民族存续之根本，也是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蕴的生发源头。西方文化民族主义对民族的美学与神话学描述，以及借由民族将家庭隐喻延伸至全体人民的内在动机，尽管忽略了民族本身所必须经历的历时性演变与集体锻造过程，但其在民族与历史之间所建立的深沉而普遍的联系，以及将共同体共有的过去与未来放置在一个连续发展的宏观视域下进行整体考察的思路，却依然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不断延续发展又与时俱进的历史实体，它既是伴随着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断凝聚深化的，同时也是伴随着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而不断演化发展的。具体而言，“历史”要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生成，既包括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历史渊源、语言文化、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与情感心理等层面对中华各民族的深层浸润，也包括中华文明史在制度传统、政治禀赋、价值理念与思想意识等维度的持续濡化，正是由于这些内容相互间的交互渗透与交融汇合，才共同塑造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与整体风貌。

　　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根基性内容，是由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共同塑造生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还论述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就是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锻造，首先源于文明社会内在的文化机制。一方面，中华文化赋予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坠的稳定的文化结构，具体而言，天下一统与大同理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兼容并蓄的理念支撑，忧患意识和中和理念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凝聚吸纳的持续动力，而经世致用和民本思想，则为整个共同体的维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在中原与边疆两大区域的交流互动，也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发展提供了一种动态演进机制。有学者指出，中国从商周到清末这几千年的生长方式，可以解释为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漩涡”，正是这个旋涡的向心运动不断把中原周边各个地方各种文化凝聚到一起而自成一体。正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各民族文化这种持续双向的交融与辐射，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与中华文明一道，遵循一种“日新”进取的行动论逻辑而非僵硬固化的结构论逻辑，持续去粗取精和博采众长，从而不断向更大范畴和更优状态调适发展。

　　其次，五千年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濡化与维系，并非只是单纯在“文化”向度上发生作用，它同样通过中国几千年传统政治的传承演变，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与实践方式，进而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样貌。具体说来，政治濡化与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它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地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政治活动的运行过程与具体实践，如大禹治水、昭君出塞等事例；二是政治体制的结构设置与组织形式，如地方的宗法分封制与封建郡县制，以及中央的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部制等；三是政治传统的制度逻辑与根本性价值取向，如中央集权原则与大一统思想等。这种政治濡化持续绵延数千年，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与精神体验，就如同由纤维编织的绳索一样，将中华民族的古代政治共同体联结凝聚得更加坚固牢靠。

　　长时段的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以及中华文明的文化浸润与政治濡化，逐渐将中华民族锻造成为一个被各民族衷心认同的、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文明底蕴的共同体。然而，作为数千年中华文明和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所共同凝成的一个历史性集群，中华民族在历史意义上的这种维系方式与聚合逻辑，也经历了不断革故鼎新、螺旋上升的过程。伴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逐步形成，一种兼具思想与物质力量的现代工业文明形态诞生了，在这一新兴的文明形态面前，古老的中华民族逐渐陷入了一种严峻的历史境况。这预示着，中华文化的根基性内容，必须要在这种外部他者的“审视”中，尽快完成自身从传统到现代的内在转换。与之相对应的，作为一个由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华文明史普遍浸润之历史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也需要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构造与主权体系面前，为自身注入更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现代性内容，并在中国人民的团结凝聚以及现代国家的建设探索中努力实现自身的自觉发育与历史成长。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人民意蕴：中华全体人民追求的平等自主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民性意蕴，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性意涵的核心成分，也是中华民族在共同体意蕴上的具体承载。作为一个规范意义上的与现代国家关联在一起的身份集群，中华民族不可避免具有其政治意蕴和属性，而与西方政治民族主义语境下之公民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华民族指向的是一种人民共同体，换言之，它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一种自由、平等的共同体。众所周知，人民政治直接脱胎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场极其剧烈且波及甚广的政治社会革命中，“自由”“平等”的人民理想、理性主义，以及国民在革命过程中所迸发出的非凡力量，都让权力的主体从君主转向人民，它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也让专制王权失去了继续主宰国家的合法性。但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以及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日益强化的干预与控制，法兰西民族国家建构原则中的“人民”这一面向，开始走向公民民族主义。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中心由欧陆向英美国家的转移，这种公民民族主义原则进一步与自由主义原则相结合，即以个体成员作为历史与社会实践的主体，同时悬置历史与文化的深层次影响，一方面更加关注原子化的公民个体，另一方面则将社会共同体的寄托落归于各种工具性的利益团体之上，从而为社会的组织动员与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更便于操纵和边界更可控的同质化框架，并进而塑造了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结构及其建设实践上的主流模式与强势话语。

　　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模式不同，人民共同体这种对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完整涉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全方位关怀，以及对于社会大众在艰难境遇下的团结联合与相互扶助，却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事业中得到了切实贯彻，并最终落成于人民共和国建构的整体实践之中。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主权尚且无从谈起，所谓的秩序井然的公领域更是一种空中楼阁，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密切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联系，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本身微弱的力量有效动员和团结起来，重建一种更有凝聚力和关怀性的公共生活，使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才能反抗内外敌人，获得全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要获得这种全民族的凝聚与团结，单纯依靠某一种制度机制或者社会共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即便民众有遵从的意愿，也缺乏遵从的能力和环境。因此，要想联合各族人民真正凝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只能通过一种具备强约束力、强动员性和提倡无私奉献的整体性道德机制，这种道德机制要求全民族成员，必须要对自己的同胞产生一种手足骨肉般的情感和义务，要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产生充分的共情和做到感同身受，并为他们进行不懈奋斗与抗争。当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被要求具备这种意识和自觉时，一种集体性的事业便产生了——这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私奉献自己的力量，不畏艰险牺牲，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历史洪流中去，争取全民族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解放，并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种不断被缔造和深化的政治共同体或者道德共同体的内在体现。就其性质而言，人民共同体的内容特质是新生的，这与近代西方国家在人民革命和反抗暴政的熊熊烈焰中重塑“国家民族”以及重新发现“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而在价值追求上则更具超越性。究其缘由，就在于前者对于国家民族的设定是一种“公民共同体”，这种公民共同体是基于一种共享的政治制度或者公共理性而生成，主要作用是在社会公领域充当一种底线或准则，而对于广阔的私人领域和生活空间是价值无涉的，因此它只能被视作为一种个体利益与自由在确保相互保障情形下所形成的派生之物，以及个体意志相互叠加在一起的结构化表达。在这一共同体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法则依然奏效，因此它只能体现为一种“粗线条”的共同体关系或者确保一种“消极权利”。而人民共同体，则是建立在对于全民之共同善目标和普遍关怀基础之上的一种统一性意志，它在中国近代以来全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整体性的团结关系和道德义务，对于各族人民的关怀不仅横贯了整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而且也实现了对中国社会全体成员制度生活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贯穿。正是基于这种特质，现代中华民族相比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国家民族，在“共同体”之道德意味和“团结”的层次上，不仅要体现得更加深沉，同时也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为密实的质地。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人民性意蕴的培育激活，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上的双重探索与奋斗。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制度，以求各族人民亲如兄弟、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民族平等原则的贯彻，不仅在各族人民内部消除了特权与压迫，使各族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切实保证，同时也清除了旧制度下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内心深处对于中华民族的崇高情感得到了极大激发，从而让各族人民团结联合到争取中华民族自由独立的解放事业中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联结成一个整体，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求中华民族之独立和解放。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这种觉醒的民族精神，以及不畏牺牲、共御外侮的民族信念与意志，也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并引领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自觉。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各族人民对于自由与解放的追求，真正由一种因不满于现状而寻求改变的“自发”行为，变成一种为了实现更高尚目标而甘愿无私奉献和不畏艰难险阻的“自觉”斗争。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国家意蕴：统一多民族国家保障的主权与独立

　　在历史意蕴与人民意蕴之外，中华民族共同体还因其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双向对应关系而具备国家共同体意蕴。国家共同体的整合凝成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经历了部落国家、城邦国家、大一统帝国以及民族国家等多种国家形态。而在人口、地域与政制等国家三要素中，国家的组织方式和结构形态，即政制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居住在特定区域上的人群却以相对的稳定性伴随着国家的历时性演变，并在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支撑作用。伴随着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和主权国家的兴起，国家建构这项旨在重塑社会整体面貌的宏大工程也开始逐步推进和展开，并将国家共同体建设相关议题推向了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

　　概而言之，现代国家建构一般需要经历三个步骤：一是实现统一，统一意味着国家建立起排他性主权并实现对于主权内领土与居民的有效统治与管理，这种排他性独占既包括对于国家外部的其他主权者，也包括对于国家内部的各种封建权力与政治聚落，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共同体的范围与边界得以被确认和框定。二是实现有效治理，治理意味着国家能够对民众实现高度组织和强有力的动员，这种组织和动员的背后，是国家对于民众的公共性、同一性的培养，以及提供统一的公共服务与行政管理，与封建专制政府的强制统治相比，这一阶段的国家致力于不断获得民众的自发服从与认同，并能够通过国家治理结构和官僚体系的高效完善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成倍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共同体的内在一体性得以塑造。三是实现国家政治的规范化运行，规范意味着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和民主性，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国民得以平等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成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代表者，从而使得国民这一人群集体和国家这一政治构造实现利益与意志上的高度凝合，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共同体得以真正成为国家主权的现实装置与抽象化身。

　　而就中国现实情势而言，推进国家共同体建设与争取国家主权独立虽所指不同，但却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由独立与伟大复兴这一整体性事业中倚肩并行的两个具体面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一种相比以往历史上各个时期都要更加困难危险和复杂万分的严峻局面。一方面，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者日益加紧对中国社会的侵略，他们凭借自身的强权地位和先发优势，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控制，广泛攫取中国社会的财富和资源，并残酷奴役、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侵蚀和影响下，中国统一性的国家政权和中央政府被地方性的割据军阀所取代，乡土社会的秩序和自治组织也在动乱的时局下日益解体，人民不仅缺乏主权国家提供的外在屏障与保护，也无法依据自身力量抵御危局，生存形势日益恶化。在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国家支离破碎、社会动荡不安，致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权利尊严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与践踏。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争取和支撑起中国的国家主权，就必须要团结中国疆域内各个群体的力量，凝聚集合众人之心力，以建立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和足以代表各族人民利益意志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旨归，组成国家共同体。这也即是理解当时语境下，中国政治界和思想界大力激发国民“中华民族”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建设之深沉用意的历史前提，究其缘由，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必须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一个具象的载体和寄托，而这个可以将抽象笼统的“我们中国人”提炼成为一个规范性概念符号和严整政治身份的现实承载，最适宜的便是现代民族国家范式下与中华主权国家构成双向对应关系的“中华民族”。

　　然而，中国政治思想界的认知嬗变与观念更新，并不必然能够导致中华民族建设之推进与国家共同体实践之成功，思想意识和政治表达中的“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肩负起对于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群众的认同濡化与凝聚整合功能，并具备国家共同体的实质内容，还需要借助于先进政治力量的锻造与催发。这是因为，“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各个国际行为体依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位置来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格局”，在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已经结成同盟，共同目的是将中国纳入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并作为一个依附性的原材料地和市场而存在，封建主义在此过程中，可以作为帝国主义之附庸而得以继续统治下去。

　　因此，中国的国家共同体建设不仅体现为新兴政治力量与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化斗争，同时由于国家衰微、主权沦丧，中华民族面临被分裂和肢解的危险，其还兼具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独立与民族解放使命。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共同体建设无法如西方一样呈现为多重政治力量的竞合与妥协（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没有妥协的余地），而必须在一个坚强的革命性政党的领导下整合全体人民力量、扫荡内外敌人以求彻底重建。正是在这一历史要求下，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使命感且对内外剥削压迫者怀有坚强斗争意志的中国共产党，得以从同时期的诸多政治团体中脱颖而出，正式接过了中国革命的大旗和肩负起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重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政治社会革命，并在长期的斗争与建设过程中催生出了一种涵盖中国各地域、各阶层的集体性团结关系，最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完全胜利，建立了具有完整主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由历史共同体向国家共同体的深刻转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种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所凝聚生成的历史共同体和各族人民平等自主的人民共同体，它同时也是支撑中国之现代国家建设落地为实的国家共同体。

　　（四）历史、人民、国家三重意蕴的逻辑关联与内在贯通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意蕴、人民意蕴以及国家意蕴，基本涵括了其在近现代凝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内容取向，然而，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因此，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上述三重意蕴进行具体论述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予以进一步梳理和阐释。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意蕴和人民意蕴是相互关照、互为补充的关系。历史共同体强调了中华民族内部成员普遍浸润和遵循的文明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这是与世界其他民族进行清晰区分与辨别的根基要素，它指向的是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而对于这种特殊性的珍惜与维护，也是人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要旨所在；人民共同体强调的则是对于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个人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保障和确认、对于其共同利益的捍卫与切实兑现，以及对于其共同理想与价值目标的落实，这些共同体赖以形成凝聚的规范价值要素，是确保其平等自主的核心原则，它指向的是中华民族的普遍性，这与西方民族话语重视功利竞争的狭隘政治语境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历史共同体与人民共同体就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两端，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指征进行了完整覆盖。此外，中华文明内在的道德性原则，也暗含了中华民族之历史共同体与人民共同体意涵在现代语境下的接续相通。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意蕴、人民意蕴与国家意蕴之间，具有相互丰富、互为支撑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共同体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现代主权国家人群基础的一种集体国民身份，它指向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之国家民族而与主权政治体所发生的现实性联系，以及在主权国家话语下国家与国民之间双向对应的一种政治结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保障中华民族之统一的这种国家共同体构造，也是其内在包含的历史共同体和人民共同体赖以寄托的主权容器与现实载体，是对二者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达与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历史共同体和人民共同体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明传统，也赋予了国家共同体特殊的文化质地和道德性机理，这不仅使得中华民族的这一国家共同体意蕴，与世界其他主权国家的国家共同体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区分，同时也深化了其在现实构造之上的团结性意味，换言之，中华民族这一国家共同体，不仅是作为现代国家疆域内全体国民所组成的一个现实性集群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与深沉道德信念的高度凝聚和价值一致的有机整体而存在。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三重意蕴，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得以充分发掘和真正激活。具体言之，人民共同体直接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国家共同体则直接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历史性胜利基础上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和现代主权国家。历史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由来已久，并赓续成长于中国共产党的近代政治社会实践。这表现在，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政治与社会革命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大一统政治国家的复兴，同时也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碰撞语境下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复兴；二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文明处于“破旧”而未“立新”的过渡状态，虽则借鉴西方求真的科学精神，但也要重建共同体的文明关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治及其内在一以贯之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重新接续了中华文明的这一传统，从而使得文明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可以维持不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体意蕴，也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接续与近代激活。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历史、人民和国家等意蕴的具体展开与内涵演化，其实也是一个基于西方列强对古老中国所施加的复杂影响进行双向筛选和塑造的过程，即一方面对其有益的成分进行充分借取和吸纳，另一方面对其非正义的成分进行摒弃和抗争，具体来说，就是面对西方民族文化的张扬激活自身的文明传统，面对现代理念和思想重申自身的道德主张，并在殖民强权的剥削压迫之下激发了国家富强和主权完整的民族意识。而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从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艰难跋涉和自我觉醒的宏观进程。

　　通过对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意蕴及其内在关联的阐述，也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自在”与“自觉”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切入点。近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救亡图存运动的兴起，赋予了中华民族以人民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内涵，同时，在与西方文明的直面接触中，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也得以更加深刻地彰显和激发出来，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民、国家与历史等意蕴皆已被深度塑造和充分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情感认同及其身份认知，正是在这种根基明确、追求自主、联合统一的意义上开始发育成熟和走向完整，而这也是我们理解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何以在近代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深刻含义之所在。

　　三、新时代基于历史、人民与国家三重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步入全面建设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正进入关键历史节点，这些宏观因素不仅决定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急迫性与必要性，也必然会引发从更深层次和更高维度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求。为此，我们就需要将前文对于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蕴彰显与内在关联的学理阐释，进一步延伸至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讨，并以一种更具整体观照性和理论穿透力的共同体思维来揭示这些内涵意蕴的深层整合逻辑，从而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实践提供指导理路。概括来说，它主要包括对于中华文化根基的传承与认同，对于中华民族人民价值的坚守与信仰，以及对于中华现代国家身份的整合与建设等内容。

　　（一）对于中华文化根基的传承与认同

　　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重视中华文化根基的传承与认同。简言之，就是要将中华文化之历史发展逻辑，切实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之过程，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未来成长实现有机结合。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某种意义上即是在各族人民内心深处建立起与其所存立的中华文化母体的有机性联系，并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嵌入与吸纳，使其从中华文化这一母体中持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我和强健自身，进而为其实践提供内在文化支撑和持续性精神动力的过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因此，要想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凝聚与意识铸牢，首先即需要妥善处理好各族人民所共同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这就需要回溯到中华文化的根基上去，从历史的深处把“自我”带回来，并对中国当代社会各类价值理念和思想意识背后所共同发轫和一致遵守的特质形成清晰完整的理解。此外，这种中华全体成员所共同秉持的文化认同内容，也需要在过去、现实与未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脉络，并向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两个端点不断延伸认识，而这些在实质上便已切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历史传承的既有关怀之中。另一方面，以中华文化之内涵重新诠释中华民族，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民族是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的使命”。通过中华文化内在特质的注入，使得民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群集合体或者工具性载体，它同时也呈现为一代又一代鲜活的人赖以实现生命传承的方式与结果。同时，“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也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与奋斗追求具备了更为宏阔的历史意味，即不单是指向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强盛，也远不止于中华民族在历经百年屈辱之后的“吐气扬眉”，而是在这种民族的复兴中，寄托了中国人民超越西方现有霸权体系及其世界秩序的束缚，从而获得更为公平合理的发展权利和实现更有价值尊严的国民生活，以及更有力量担负起中华文化内在道德主张的深沉愿景。更进一步来说，伴随着这种凝聚着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才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历史方位上抚平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历史伤痛和接纳那个曾经陷入低谷的文明母体，并将之放置在历史普遍发展的坐标系上和不断曲折向前演进的逻辑链条，从而实现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和解。

　　因此，以五千年中国历史的文明与文化性内涵重新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于历史共同体资源的吸纳与整合，既是对于一种更为平等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诉求的鲜明贯彻，也是指引中华民族彻底走出近代百年历史之曲折径流而最终奔向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旨归。

　　（二）对于中华民族人民价值的坚守与信仰

　　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亦需要注重对于人民性价值的坚守与信仰，这主要体现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与精神团结的双重锻造之上。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所蕴含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命运、共同奋斗，本身即是一种具有普遍道德意味的人民性诉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关于人的科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治的应有之义。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成立，以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等得到了切实保障，但与此同时，各族人民的发展不充分不均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共同体对政治平等的追求更进一步拓展为对普遍发展权利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制度和政策，以及对各类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统筹，有力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进程，从而寓人民共同体之团结互助要求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中心地位的强调以及对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事业的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情境，这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注入了人民共同体的内在意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本质上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唯有坚持人民共同体之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回归到人本身，确保人的平等、促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团结体，并在共同体内部持续凝聚为一种更具团结互助意味和坚强奉献意志以及面向未来之道德进取精神的新生内容。

　　其次，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之外，如何实现其更为深刻普遍的精神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更为符合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和共同体信仰，则成为人民这一共同体资源可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吸纳和取用的另一个重点。众所周知，一个共同体不仅自身是以自我完善为宗旨，而且它还兼具培养其成员的能力以及以下责任：不但为其成员提供生活的背景和学习的渠道，而且更担负着对他们教化、熏陶、提升的功能。这种教化或提升不仅是道德上的，更多的是在熏陶和提升他们对于一个完整的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培养他们对于建设这种美好生活的政治途径的实践能力。人民这一共同体相较于其他共同体模式的鲜明特征与先进性，不仅在于其对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掌握，而且也体现为其在道德范畴上的高尚境界和在精神理念上的执着信仰，与此同时，人民也是一个高度自觉的群体，他们对于自身正在参与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认知力和充分的前瞻性，这些都为铸牢夯实全国各族人民相互之间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资源和路径。因此，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共同体团结的巩固与共同体精神的弘扬，不仅需要加强人民对于发展机会的公平享有，还要伴之以对其共同性奋斗目标的引领与共有精神家园的培育才能最终成功。

　　（三）对于中华现代国家身份的整合与建设

　　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需要重视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身份的整合与建设，换言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对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丰沛厚重的现代国家共同体资源予以有效统辖与整合。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通过新时代国家共同体的建设实践，来实现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多民族国家建设问题是当今世界具有多民族社会基础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进程中所共同面临的内在要求和使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机遇挑战，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使命，使得国家共同体建设成为新时代一个持久且突出的政治主题。关于这一点，需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予以把握。就国际层面而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环境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与日俱增；就国内形势而言，中国多民族的现实国情，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内在矛盾，以及因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产生的新挑战、新变化，也为国家的政治社会治理设置了特定的任务与情境。因此，身处这种现实的内外部宏观环境之下，意味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各区域、各族人民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稳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与水平，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而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和现代化国家建设而不断得以巩固凝聚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现实语境下成长发展的政治屏障与内在支撑。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对现代国家共同体资源的统辖与整合，还可以通过其对于中华民族之共同体身份与中华现代国家之国民身份的有机贯穿来实现。具体来说，即是通过现代国家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相对应的整体性构造，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各族成员的政治一体性关系与内容属性。

　　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历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国民与政治国家的严格对应与相互适配，只有清晰阐明国家与国民之间的这种双向专属关系（政治国家专属于全体国民，全体国民也专属于政治国家），才能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上，真正使中国现代国家成为一个严整规范的有机整体。而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严格对照的人群集合体，即是将中华全体成员完整纳入并有机熔铸于其中的现代国家共同体。这种现代国家共同体的身份属性，不仅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它与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范畴外延、发展历程以及荣辱兴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将现代国家共同体的这层意蕴吸纳于自身的整体意涵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于各族人民在政治身份和内部关系上的完整框定与统摄。

　　（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视角来看，“历史”“人民”与“国家”这三大面向之间也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首先，“历史”共同体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的根源性认同，但这种文化认同，除指向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之历史文明外，也应当进一步延伸至对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所创设之现代国家与制度理念的认同。其次，“人民”这一共同体对于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平等自由解放的追求，在步入新时代以后更进一步拓展为对全国各族人民普遍发展权利的需要，这就与现代国家共同体在新时代的建设任务形成了密切关照；同时，人民这一共同体对于自身价值主体性与道德立场的重申，也与历史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自我找寻，构成了逻辑上的呼应关系。最后，“国家”共同体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目标使命，不仅预示着其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也要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不仅是要实现中华主权国家力量和地位的复兴，而且也要实现人民政治之道德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文明传统的复兴。

　　基于上述对历史、人民、国家三个维度共同体建设任务及其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入手和把握实质。

　　一是需要结合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特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具体演变过程，来对中华民族的性质与内容进行一种整体呈现和全景式分析，从而使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不再是自为的、断裂的和工具主义的，以及只着眼于即时发生的具体问题和局部问题的克服与治理，而是具备深刻的历史观照性与时空统辖性，能够从一个动态发展的大历史视角出发，充分吸收汲取历史之有益经验并反思其成败得失之道，以实现在其建设理路上的推陈出新与古今互鉴。

　　二是需要通过对共同性和共有性价值理念的重申，来刻画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整个现代生活中的文化与道德内涵，从而使其脱离单纯的技术主义与物质主义倾向，而具备向上向善的内在底蕴与禀赋。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大关键任务，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内部成员之间的具体差异性，并建立起一种覆盖于各具体差异之上的普遍性共识。这种共识，既可以呈现为一种历史文化上的共识，也可以表达为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共识。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设实践，需要在尊重内部成员具体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促成对这种差异与多样性的交流互鉴和有效整合，并借助于上述文化与道德层面的共识性内容，对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进行一种全方位的濡化熏陶以及深层打动与感染。而唯有建立起这样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道德性共识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有条不紊向前推进，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才能具有持久延绵的生命力。

　　三是需要从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全性立场出发，建立起与全国各族人民具体生活实践的整体性联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能够走出高悬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抽象构思与理性构设，而与全国各族人民的现实社会需求及其具体生活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并在持续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与心理根基，切实回应和解决社会成员现实面临的问题与困扰，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以真正将中华全体成员包容在内并与其一道向更美好的共同体生活稳步迈进。

　　四、结 论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历史”“人民”与“国家”等深层意蕴的探究，意在聚焦中国社会的宏观现实性需求，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关联意涵与整体关怀理路。这种关联与关怀，亦深刻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整体事业之中。《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的百年奋斗实践，不仅是作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史的具体阶段而存在，更是以其发展演变的恢宏与复兴愿景的伟大而为世人瞩目。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需要从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以及数千年中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予以整体分析与把握。首先，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的研究进路，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人民民主政治及其领导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政治体系，以突出其不同于中国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哲学基础和先进政治特质，以及对现代文明中“人”代替“历史”成为政治合法性论述之核心要旨的深刻铺陈。其次，需要从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进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数千年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内在规律，以阐明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探索与实践，以及将其自身百年奋斗史深度融入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最后，需要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进路，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凝聚现代中华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经验，深度提炼推动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参与全球治理合作的中国智慧，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以上问题关切，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价值所在。基于前文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包含的“历史”“人民”与“国家”等意蕴以及其在新时代的整体建设逻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华民族整体事业发展推进的各个具体面向，对于五千多年悠久灿烂之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坚守和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之人民政治的发展，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都可以集中归依于一个统一的主题之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阐释的过程、也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政治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濡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当代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